作为历史最悠久的专业报，在战火中诞生、成长、壮大的《健康报》至今已经走过85载光阴。数十载的沧桑巨变，期间充满了太多难忘的往事。让我们弹落往事的封尘，重温那段充满艰辛与激情的旧时光。
“传说中”的油麻小报上世纪30年代前后，红军中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严重，疾病和战伤严重威胁着指战员的身体健康。特别是年，红军战士在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的反“围剿”战斗中因病、因伤减员的情况十分严重。毛泽东为此发出了“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健康”的指示。
于是，年八九月间，刚刚成立不久、只有4个人的军委总军医处（后改为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在江西瑞金朱坊村简陋的祠堂里，创办了中国报刊史上历史最长的一张专业性报纸——《健康》报，它就是今天健康报的前身，是苏区和红军创刊最早的少数几种报刊之一，负责对部队进行卫生宣传教育。
总军医处处长贺诚（年～年），是这个充满生命活力的“红色婴儿”的缔造者和创始人。据贺诚回忆，中央苏区时期的《健康》报，在内容上大体包括：中央军委和总卫生部关于卫生医疗和战场救护的命令、决定、指示，对卫生工作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培养革命医疗作风，介绍红军和苏区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开展卫生运动的经验，介绍卫生防病常识等。报纸以表扬卫生战线上的先进人物，介绍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传播卫生知识为主，也善意地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此后，大规模开展的卫生运动，对减少疾病，提高苏区军民的健康水平，起过积极的作用。到年前后，苏区四种危害最大的疾病（疟疾、痢疾、疥疮和下腿溃疡）的发病率显著下降，其中疥疮几乎绝迹。毛泽东同志年写的《长岗乡调查》，专门记叙了轰轰烈烈的卫生运动在苏区开展的情景和引起的变化，对卫生宣传教育工作给予热情的赞扬。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苏区物质条件极为困难。因此，《健康》报只能采用当时苏区自己生产的质地粗劣的黄麻纸。开始时是油印，不定期出刊，每期印数仅百余份，只能发到红军的团；后来扩大到地方，发行到乡，数量遂相应增加。
然而，这份传说中的油麻小报，我们始终没有见到。年～年担任《健康报》副总编的董敏增同志告诉记者，除了贺诚同志曾经在自己的传记中提到最初的《健康》报的样子，他也从一些老红军和当年在卫生部工作过的老同志那里听到过类似的说法，但是，报社询问过文物、教育、新闻部门，还曾找到江西省的相关市县，却没能得到更多的线索。
“流落”东北生计艰难抗战时期，《健康》报停刊。年，《健康》报作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机关报在黑龙江佳木斯筹备复刊。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原版《健康》报，是年8月15日，作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的机关报在黑龙江佳木斯复刊的第一期报纸。
停刊10年的《健康》报急需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报者。这时刚刚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的马荆宇，成为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看好的人选。当时患有肺病的马荆宇身体十分虚弱，贺诚把他找到办公室，提出要亲自给他检查病情。反复检查后，贺诚十分恳切地对马荆宇说：“按你的病情是需要住院治疗了，可是《健康》报停刊10年了，至今也找不到一个办报的人啊！我看这样吧，给你找一间小房子，挂上黑布窗帘，实行睡眠疗法，你就在卫生部治疗，每天工作两小时，先把《健康》报办起来。”
贺诚很快召开了党委扩大会，专题部署恢复《健康》报的工作。提出《健康》报仍以“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伤病员”为办报方针。马荆宇没有学过医，他和贺诚部长研究医学稿件的编审问题，贺诚爽快地答应医学稿件归他分管，其他稿件归马荆宇。为了《健康》报的复刊，贺诚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亲自撰写了介绍潘尼西林（即青霉素）的专题论著作为第一期的头版头篇，还为报纸亲自题写了报头“健康”二字。东北时期的《健康》报，从编制序列上属于卫生部的教育处管辖领导，但实际上报纸每一时期的编辑方针和重点内容几乎全由贺诚一一亲自指示。
年~年间，《健康》报在东北落户时期先后流转过3个地方：佳木斯、哈尔滨、沈阳。那时东北局势紧张，报纸的出版也遇到了严重困难。
在佳木斯，复刊后的第一期《健康》报编好以后，却在拿去排印的时候遇到了麻烦，一些印刷厂不敢或不能承印。正当马荆宇心急如焚、一筹莫展的时候，他突然打听到东北画报社刚刚搬来佳木斯的消息。当马荆宇找到东北画报社社长罗光达同志并说明来意之后，罗光达十分慷慨地答应承印《健康》报。在罗光达同志的带动下，画报社的工人师傅克服了种种困难，承印了在佳木斯时期出版的几十期《健康》报。
年夏，撤退到佳木斯的后方卫生部全部搬回哈尔滨，《健康》报也随军迁至哈尔滨。年11月3日，东北军区卫生部（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卫生部）机关和全体同志，随着解放战争战略大反攻的胜利，全部搬到沈阳市办公。健康报社及其成员全部转到卫生部工作。在沈阳，《健康》报的办公地点在中山公园北边的平房里，因为天气冷，那儿的窗户都是三层玻璃。印报所用的纸张，都是从缴获的日本鬼子的仓库里拉来的。
周总理亲题报头年3月，《健康》报由沈阳迁到北京，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的机关报向全国发行。
“从东北迁来时，健康报社只有3名同志。一旦作为卫生部的机关报向全国发行，困难是很多的。好在赵世琪、任徳本在东北时期就编了几年报；幸好，又有刚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董敏增同志也来到了卫生部。”《健康报》建国后的首任总编辑，年5月~年7月主持报社工作的王立章曾回忆说。
早在年年初，贺诚同志找到在卫生部秘书处担任处长的王立章，要他兼职负责《健康》报的编辑出版工作。王立章说，50年代初期，《健康》报学习的专业报样板是苏联的《医务工作者》报。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后，《健康报》在编辑思想上有了一个显著的转变：加强了采访工作，强调了报纸的新闻地位，向报纸的新闻性迈进。
年5月4日，《健康》报在北京出版第一期，当时的报纸是周刊，每逢星期四出版，每期四版（第一期六版）。
第一期出版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宋庆龄、郭沫若题词致贺。朱德题“推广卫生工作，增进人民健康”；宋庆龄题“健康”两字；郭沫若题“保健是国家建设的基础工作之一，共同纲领有明文规定，要我们‘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我们应该把这项工作做好。”
在所有领导人的殷切关心中，周恩来总理亲自为《健康报》题写的报名，是健康报最引以为傲的一笔精神财富。
据董敏增同志回忆，年年底的一天，报社领导从卫生部取来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的“健康报”三个字的手迹，后来听说是《健康报》创始人、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同志请总理题的字。周总理的题字，每个字都写了两个或两个以上，以供挑选使用。当时报社很多同志都看到了周总理的手迹，大家都很兴奋和激动。经过认真挑选，最后选定了目前仍在用做报头的“健康报”三个字，制成大、小、横、竖不同规格的铜版报头。年第一期（年1月6日期），报纸文字由竖排改为横排时，就开始启用周恩来亲笔题写的“健康报”三字为报头，一直沿用至今。
年，《健康》报在北京改由邮局全国发行，当时印数近2万份，之后逐步增长，年达到15万份。年停刊前总发行量达到23万份。与发行量的递增同步，《健康报》的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随着业务发展，编辑工作由一人一版，编、采、通、校合一的编报制，发展到设置编辑一组、二组，人员不断增补。上世纪50年代中期，编辑部大致定型设置总编室、医疗预防组、卫生防疫组、医学科学组和通联组（包括处理读者来信），另设行政后勤组。年定编39人，年停刊前，连同筹建印刷厂职工，总计多人。
“文革”的爆发使《健康报》被迫经历了10年的停刊。年筹备复刊时，经历了诸多磨难的贺诚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年~年担任《健康报》总编辑的张木千生前回忆说，贺诚从卫生部副部长岗位离任后始终关心着《健康报》，常常会到他家里向他询问《健康报》的情况。年的一天，他和卫生部的其他同志到贺诚家中探望，当时无论原本熟识的来访者如何介绍自己，因患脑动脉硬化已无法辨认来客的贺诚始终是摇头微笑。而当张木千提到自己是健康报社的、正在筹备复刊时，贺诚却意外地活跃起来，清晰而急切地询问报社情况，而且马上掏钱说自己要订一份报纸。那一幕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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