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月15日，根据军队精简整编的部署，七大军区的报纸光荣完成历史使命，宣告停刊。读着那些激情洋溢的终刊词，令人感慨不已。这让我不由得想起30年前在百万大裁军中停刊的乌鲁木齐军区《战胜报》——那是我新闻生涯的第一站。
现在50岁以下的读者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张报纸了。但它在新疆部队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含着眼泪写停刊社论的情景。那一年，我奉命编写社史《战胜报的卅（sà三十）五年》，王恩茂同志题写了书名。
最初的报名叫《新疆解放军》
这份创刊于年5月15日的四开小报，最初的报名叫《新疆解放军》。它的报头很有特点，上行是朱德总司令题写的“新疆解放军”，下行是朱德的署名，这种形式在报界很少见。年起，一度不再刊用朱德署名，但到年5月又重新加上署名，直到年改名为《战胜报》。
《新疆解放军》创刊号刊登了彭德怀、王震等军区首长签署的训令，开宗明义确定了办报方针：“《新疆解放军》是军区之机关报，代表本军区实行对部队思想领导，和各种工作指导并反映部队生产建设，交流工作经验”，训令中要求：“团以上干部每月应写作带有指导性的稿件一篇。”采取这种做法，一是当时基层作者文化比较低，二是由于读者对象主要是营以上干部。创刊之初，团以上干部供稿占到了三分之一，很多社论、专论是王震、王恩茂、陶峙岳、张希钦等军区领导撰写的。
在《战胜报》35年的历史上，最突出的宣传是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及滚雷英雄罗光燮、爆破英雄王忠殿、爱兵模范张代荣和维吾尔族战斗英雄司马义买买提的报道。当时，《解放军报》主要转载新华社战况消息，英雄人物的事迹是由军区报纸组织宣传的。
年我调入战胜报社时，它刚从周二刊改为周三刊，发行量达到5万份，读者对象早改为以连队战士为主，报纸与基层的联系更密切了。当时我在团里当报道员。有一天，团里开政工会，期间临时转移会场，考察五连干部的知兵情况。结果出人意料，五连指导员朱明德表现非常好。我当时正随团政委在五连蹲点。事后，写了一篇报道《连队情况的“活字典”》。没想到，《战胜报》给发了一个版——是在一版发了一个整版，还配了言论。签发稿件的编辑科长李西林，把标题改为《情同手足，了如指掌》，更有导向性。我后来因此调入了报社。现在，这篇稿我已找不到了，但朱明德一直收藏着，他后来担任北京市社科院院长、市文联党组书记。
“两个离不开”理论的提出
我进报社不久，新疆发生了一起涉及部队的民族纠纷，但由此也孕育了新的民族团结理论。参加处理此事的乌拉太也夫同志，提出解决民族纠纷问题的8点建议。邓小平同志在内参上批示：“南疆军区政治部有位副主任，提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离不开少数民族，同样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我赞成这一句话。”从此，“两个离不开”成为《战胜报》一个持续不断的重大宣传主题。
我采编过两个民族团结的典型。一个叫贺昌富，一个叫张毓华。年3月，某部六连副班长贺昌富为抢救哈萨克族儿童英勇献身，报社派我去采访。军区政治部希望报军委授称号，但组织部门办事马虎，让一位秘书趁探家之便，把师里写的材料捎到总政机关征求意见。结果，总政有关部门回复，建议军区自己授称号。就在研究称号时，军报记者李明提出一个建议，请军区领导向军委领导报告，再次请求军委授称，理由是，新疆解放以来，除公安部队的哈德尔艾孜木之外，新疆部队还没有一个中央军委授称的民族团结典型。现在，新疆需要民族团结的典型。这个建议被军区领导采纳了。年9月，贺昌富被中央军委授予“爱民模范”荣誉称号，《解放军报》刊登了李明、范文明与我合写的通讯《天山傲放爱民花》。
张毓华的事迹是年宣传的，开始只准备发一篇。新华社记者秦卫东的事迹通讯刊用后，军报记者组张柔桑又发来一篇《共产党人的骄傲》，突出了思想性，我便向社里建议扩大宣传规模。作为责任编辑，我组织了张毓华的大量故事和回忆文章，先后写了4篇评论：《民族团结的楷模》《奏响新时代的“出关曲”》《我为民族团结做了些什么》《各族人民需要千千万万个张毓华》。这个典型比贺昌富的宣传规模大，乌鲁木齐军区授予他“全心全意为边疆各族人民服务的好军医”荣誉称号，新疆人民出版社将《战胜报》的文稿汇集起来，出了小册子。
新疆从上到下抓民族团结，一个军政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开始形成。围绕“两个离不开”，《战胜报》以多种形式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宣传。
年1月，《战胜报》发表长篇通讯，报道汽车某团与叶城公路总段开展军民共建的经验，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一个重大突破》《让“两个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
年春节前，叶城公路总段代表近千名职工写信给党中央，报告他们与沿线部队亲如家人。胡耀邦总书记委托总政办公厅给叶城公路总段全体职工复信，高度赞扬他们取得的成绩。
两位老社长身上的报人风骨
一个团队的精神面貌，常常在其领导者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我在战胜报社8年，先后在两任社长赵其、李西林领导下工作，他们的为人处事，尤其是谦和、好学、严谨、正直的人品，让我深受教益。那些年，每逢节假日，特别是春节，单身干部都是在社长家里吃饭。那种亲如家人的情景，令人倍感温暖。
赵其是年入伍的大学生，被分到新华社一兵团野战一分社当记者。他是《战胜报》创刊元老，担任社领导20多年，中间有4年多时间担任解放军报社驻新疆记者。年，汪坚大姐为老社长编辑文集，我帮助搜索整理了他在军报发表的稿件。在那个坐公交车下部队、靠寄信发稿的年代，新疆地域又那么大，赵其居然在4年中发出70多篇稿，可见其勤奋和水平。其中，《列宁的中国卫士》《塔里木的今天和明天》《从南泥湾到巩乃斯草原》，今天读起来依然令人感佩。
赵其的身体消瘦羸弱，走起路来习惯性歪斜着一趔一趔的。清癯的脸上，总是挂着谦恭诚挚的微笑。然而，这样一位性格温和的大好人，“文革”中却软磨硬抗坚决不与“造反派”合作。一位跟“四人帮”跑的军区领导，在大会讲话点名批判贺龙，并要求《战胜报》刊登。赵其拿着中央规定，闯进军区党委会议室，直言申辩：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在报上点贺龙的名！
赵其是人，燕赵自古多感慨悲歌之士。后来接他班的李西林社长，是一位典型的山东大汉，有一种不怒自威的神态。接触以后，却是一个极和气的人，尤其对我们青年编辑，关爱有加。他24岁写了电影剧本《昆仑铁骑》，很令我们敬重。我只见他发过一次脾气，就是面对一个“文革”中的“造反派”的狡辩，愤然斥责，声震楼宇。
每当老朋友谈起这些往事，我就想起一句话：即使你的人生有一百次谨小慎微，也要有一次拍案而起。
我才进报社时，李西林是我的科长，坐在我对面，审核稿子既快又细。他看到我处理废稿时，常常轻率地用毛笔一挥：“不用”，便及时劝导我：“废稿先别急着扔，过几天重翻也许有好稿。通讯员写稿不容易。用红笔标上废稿，让通讯员看到不舒服。”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
李西林当社长时，我编发的言论有几次差点给他惹麻烦。有一次，我编发一篇小言论《弄虚作假一例》，批评后勤部组织的小菜展览，有些是买来的。组织展览的一位处长，很气愤地跑到报社来，说报道失实。李西林耐心听完，送客。过后，既不更正，也不批评我。没多久，军区整党办查出确有弄虚作假之事，刊发在整党通讯上。那一年，他围绕整党中的问题，组织编辑部连续写了5篇很有分量的评论，我写的一篇标题是《“文革”就是全错了》，受到军区领导同志称赞。当时，对文革“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有各种争论。《战胜报》率先发出这样的言论，可见他的见识与担当。
年8月，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出版期的《战胜报》随之停刊。但《战胜报》的维文报，改为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维文版，继续在乌鲁木齐出版，直到年。这是全军报刊中唯一的少数民族报纸。
《战胜报》的历史使命虽然结束了，但它的“基因”延续下来了。和我同期调入战胜报社的同志，有些调入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社，有的成为作家。当年给《战胜报》写稿的通讯员，有的调入解放军报社当了编辑或记者，如李慎明、张柔桑、杨杨、慈爱民、张占辉、邱明全等。《战胜报》记载着我们的故事，它是我们成长的摇篮。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政工部原主任）
责任编辑：王楠、汪剑童
本期编审：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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