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企业家胡舒立,或新闻人的命运

年,胡舒立长达11年的媒体职业经理人生涯终结,而具有现代企业制度征象的媒体企业家身份由此展开。翻阅胡舒立11年的经济话语,是一次不错的历史回望。大多数文章今天如在杂志上再刊登一次,仍然叫人坐立不安。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要么是胡舒立视野开阔,她一直比别人看得远,看得透;要么就是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格局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进步,财大了,气粗了,大国就要崛起了,但经济背后的方法论,却还是当年的老一套,甚至比当年还不济。感谢胡舒立!这些年她写得热火,我看得激动。不过遗憾总是有的,常识都摆在这里了,但效果并不突出。年,胡舒立就写下了“告别红色资本家”这样的文章,12年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在国内所向披靡,简直有要在全世界攻城掠地的豪迈架势,12年前我在香港看见众人纷纷追捧所谓“紫筹股”,内地国家资本闹得香港资本市场风生水起,12年后,不仅国有企业在北京成了地王,连军工企业也要豪迈进入房地产市场捞钱了;被陈毅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年,胡舒立写了“官商结合和民营经济”,今天,中国的私人老板们几乎离开了政府支持,就不知道怎么生存,不仅口头上山呼政府伟大,私底下更是和官府眉来眼去,连温州当年那一批游走市场的生意人,如今也纷纷成了地方政府的门下走狗;年,胡舒立写下了“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再次提到了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那么,这些年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呢?回想30年的变迁,我们曾经有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措施,曾经有过解放思想、大力平反的改革措施,有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价格市场化的改革措施,我们还有过加入WTO、真正将中国带入全球化的改革措施,但是在此之后,我们是不是再也找不到真正有制度建设意义的改革了呢?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处在一个重要的正在失去的10年之中呢,这种不改革的成本,究竟会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年中国加入WTO而在年,舒立又写下“警惕隐形贸易保护主义”,说的虽然是美国当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但对中国贸易问题的建言,也在其中,君不见持续多年的人民币拒绝升值,各路企业趋之若鹜的出口退税、财政补贴,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贸易逆差,就是一种比之贸易保护主义更加短视的国家行为。中国十年之真问题,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这显然不再是一个理论的探索问题,而是有没有勇气和能力来实施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无力感由此可见一斑!仅仅就胡舒立而言,更具体的无力感,可能还不是面对经济态势的某种无奈,而是与她有切身利益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战略走向。斯穆特与霍利发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众所周知,年是胡舒立人生大转型的关键年份。她带着豪华的采编经营团队从《财经》撤出,搭建了财新传媒这样一个志存高远的新兴全媒体平台。如此,胡舒立长达11年的媒体职业经理人生涯终结,而具有现代企业制度征象的媒体企业家身份由此展开。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国新闻史上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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