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没有分工就没有正义
——从“冰点事件”到“新快报事件”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考察
（本文是著名报人卢跃刚先生年11月26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演讲。）
时间真快。转眼间，再有两个月，“冰点事件”就过去整八年了。这是我八年来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回顾这一事件。作为当事人，我需要强调的是，这一事件的回顾，是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出发的。
我和李大同被免去主编、副主编的职务后，年2月17日，我们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个声明的靠后一部分是这么写的：
我们在《冰点》工作，诚惶诚恐，不敢懈怠，编发让读者喜欢的报道、文章，略有美誉，只不过是在按新闻职业的标准尽自己的本分，也是与《冰点》其他同事共同创造的成果。在这里，我们要向《冰点》的同事们致谢，没有他们的一流表现，不可能有《冰点》的今天。如果我们的维权行动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什么不便，我们只能深表歉意，那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所有个人署名行为，由我们负全责，与他们无关。
多少写稿、改稿的不眠之夜，多少紧张、快乐的星期二、星期三，没老没少的“卡通世界”。在这里，我们要对《冰点》的同事们说：我们怀念和你们在一起的快乐日子，我们爱你们。
接下来，我们还要感谢所有十一年来为《冰点》写稿的海内外作者朋友。我们不会忘记每篇稿子里所蕴含的支持、企盼、熨贴、默契、睿智和激情。我们将会永远珍藏那些可歌可泣的编写往来的故事。
我们两个人，李大同在中国青年报供职二十八年，卢跃刚在中国青年报供职二十年，算是老报人了。在这里，我们要引用《冰点》纪念中国青年报令人尊敬的总编辑王石先生文章《报人王石》的一句话：“老报人永远不死，他只会飘然而去。”
我们确信，任何强权都不能扼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
之前两年，也就是十年前，我写了一封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们的分歧在于，阁下们在把玩权术，按照官场规则塑造一张听话的“团报”，而我们想办一张推进中国社会进步，青史留名的好报纸；阁下们要马仔、工具、喉舌，我们进入报社第一天起，就立志改变党报几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文化”，采取相对中立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新闻价值判断，做普世职业标准的编辑记者。
前不久，钱钢先生在香港大学的一次公开课上重复了这句话，引起现场的共鸣。接下来，我还要读这封公开信里的另一段话：
不知阁下注意到了没有，我在行文中，多次使用“青年报人”的提法。这种提法在中国新闻界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提法有两个含义：一是“中国青年报同仁”，一是把“青年”当作定语，强调“报人”。这是中国青年报传统和文化的核心概念。在党报内部“同仁办报”、“报人办报”，是我们青年报人身体力行的高度默契，也是青年报人凝聚力、归属感之所在，也是青年报人追求报社文化的最高目标。我们以“报人”自居，自持，自傲。
虽然“公开信事件”、“冰点事件”世界沸沸扬扬，但是你们会通过刚才引述的三段话里看到，我们的调子并不高。我们的职业定位是“报人”，我们的职业目标是“同仁办报”、“报人办报”，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按新闻的职业标准尽自己的本分”。我们离开时，只是说，“老报人永远不死，他只会飘然而去。”我们的抗争，只是按照我们内心笃定的新闻专业标准和伦理行事。我们不愿意撒谎，希望做一个诚实的人，合格的报人。这种要求高吗？不高。这是起码的做人做事的要求。但是也不低，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下，做到很难。有挑战，更有诱惑。
外界可能一直没有搞清楚，以为《冰点》周刊是一个有独立刊号、独立财务、独立市场运营的周刊。错了。《冰点》是夹在《中国青年报》内，跟着大报常规出版的周刊，早期是一个整版的特稿周刊，年创办，中间有一些内容增加，比如增加了版面和“冰点时评”栏目。年改版，一周四个版，除了保留一个整版的特稿版（我们称作“大冰点”），其他三个版分别是文化版、科学版、人物版，这个格局延续至今。也就是说，《冰点》是《中国青年报》的一个处级部门，《冰点》的领导，不过是浩如烟海的官僚体系中的处级干部，“七品芝麻官”。
为什么一个只有四个版面、在党报内正常出版的周刊，一个普通的处级单位，会搞出那么大的动静来，形成新闻史上的“冰点事件”？与龙应台致总书记胡锦涛的公开信《请让文明来说服我》有关。这封公开信，在《冰点》停刊期间，同时在包括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在内的五家重要华文报纸同时发表。“冰点事件”由一个党报内部整肃，立即窜升为可能恶化海峡两岸关系的高度，并引起了全世界新闻媒体的北京白癜风哪里治的好儿童白癜风早期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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