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以小说名世，他的小说创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他还是一位文名赫赫的报人，如果从年担任《皖江日报》总编辑算起，至年12月辞去《新民报》所有职务止，他的报人生涯长达30余年。这些年，作为小说家的张恨水，被人谈论得比较多了，而报人张恨水，却很少有人谈论。我这里就想谈谈报人张恨水，特别是《新民报》时期张恨水的作为和表现。
张恨水首先是个文人，然后才是报人。他是文人办报，不是党人办报，政治办报，更不是政府的喉舌。他这个报人，又是在传统文化的染缸里浸泡过的，有很深的传统文化素养。当然，他并不拒绝近现代以来所发生的新文化，他也曾受到新文化的某些影响，但底子还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始终是他这个人的主要色调。也就是说，他这个文人，更多的还是传统文人，有时也被称作旧文人。
中国传统文人，在新文化评价体系中始终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张恨水有幸成为新文学家和左翼作家眼中这种负面形象的一个代表。魏绍昌所著《我看鸳鸯蝴蝶派》一书便指出：“事实上，在新文学方面写的有关文章中，针对鸳鸯蝴蝶派的对象，早已不是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之辈……到了三十年代，由于《啼笑因缘》的影响特大，张恨水则成了更大的对象。”在此期间，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钱杏村（阿英）等都写过批评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文章，其中都点了张恨水的名。在他们看来，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就是封建余孽旧文人的同义语。直到四十年代佐思（王元化）的文章《礼拜六派新旧小说比较》，仍然不分青红皂白将张恨水作为礼拜六派来批判。
其实，在传统社会中，对于文人的看法，也有很多不甚恭敬之处。瞿秋白曾引顾炎武的话“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来说明他这个人作为“文人”的无所用之；清代诗人黄景仁（字仲则）也曾说过“百无一用是书生”之类的话，都把文人看作无用的废物。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便是这类文人的典型代表，那一身酸腐气已经成了无用文人的标志和印记。
诚然，文人是个相当复杂的人群，具有多样和多面的特征，在无用、无行之外，也还有别种面相。比如说到文人的“文”，古人就有“经天纬地谓之文”的说法。这个说法如果成立的话，那么，有经天纬地之才、之德的人，才有资格称作文人。这也就提醒我们，文人当中不全是无用的或无行的，也有有用的、有为的、道德高尚的。说到底，文人骨子里都有那么一点忧国忧民、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或者叫情怀。他们以经营天下为己任，关心社会现实，人间冷暖，表现出积极的入世精神，“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是这种文人情怀的形象写照。尤其是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们的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就表现得更加突出。也有玩世或出世，看上去与世无争的时候，那往往是由于对政府、权贵的失望和恐惧，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采取的逃避策略。
这样看来，张恨水的文人身份在二十世纪中国这个特殊的历史空间里便显得有点暧昧和尴尬。他自然不是传统意义上追求“内圣外王”、经世致用的文人士大夫，严格来说，他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知识分子，至少早期还不是。但他仍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文人，他的行为方式和感知世界的方式，基本上还是在传统文化的范畴之内，他的文人情怀和气质秉赋，则主要表现为他的善良、仁慈、平和、忠厚、耐劳、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以及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对权势和丑恶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是很讲究生活趣味的，有时还表现得有一点清高，在二十世纪中国以启蒙、革命和追求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历史进程中，他并不像新文化人或左翼文人那样，热烈拥抱新时代的到来，而是心平气和、心静如水地走在既定的轨道上。这也许正是他在很长时间内都得不到应有重视和评价的原因之一。他不热衷于政治，更是终其一生都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也不以党派之见作为评判事物的准则。但他对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并非没有感受，没有认识。他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对民众生存现状的改善有一种期待，甚至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但他很少想到为了改变现状自己身负怎样的历史使命，更不会参与现实中的革命运动。他可以为人间的不平而奋笔疾书，为人生的艰辛和苦难抛洒同情之泪，写下一行行感情饱满的文字，但他不会与激进主义同行，总是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落落寡合地固守着旧有的文化传统与道德伦常。他选择做一个报人，最初只是生活所迫，其理由简单而又朴素。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仍然表现出了与卖文为生的旧式文人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他对现实生活中种种丑陋现象的揭露、讽刺、鞭笞和批判，也折射出一个传统文人出于道义良知的精神风骨。他有一首小诗，自述其卖文为生的感慨：
鸳鸯蝴蝶派或然，
孤军奋战四十年。
卖文卖得头将白，
未用人间造孽钱。
张恨水著作《金粉世家》
年5月，张恨水五十大寿，老舍撰文称赞他：“恨水兄是个真正的文人：说话，他有一句说一句，心直口快。他敢直言无隐，因为他自己心里没有毛病。这，在别人看，仿佛就有点‘狂’。但是，我说，能这样‘狂’的人才配作文人。因为他敢‘狂’，所以他才肯受苦，才会爱惜羽毛。我知道，恨水兄就是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所以，我称为真正的文人。”
我们真是应该对张恨水刮目相看了。相比一些所谓新文化人或左翼文人，他倒是更多一些民主精神，更多一些对人的体贴和关怀，更多一些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做人的基本节操，当然也更多一些学问。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他一生所创作的小说超过了一百部，同时，他还是个诗人，是个散文家、杂文家、时政评论家，如果有人将他一生所写的诗词、散文、杂文、时评搜集起来，数量肯定也是非常惊人的。我们看他年发表于北平《世界日报》的杂文《中国人的命每条五十元》，就已经有一种干预现实的锋芒，以及一个报人的良知。
张恨水的报人生涯，主要是编副刊。在副刊的各种功能中，休闲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因此，趣味性无论如何都不能没有。而张恨水又是个极为冲淡且讲究趣味的人，我们看他笔下的休闲散文《山窗小品》，就写出了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和美。但他所生活的现实和他的良心，有时又迫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趣味。这一点，在他加盟《新民报》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
张恨水是年1月10日到达重庆的。据蒋丽萍、林伟平所著《民间的回声——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传》记载，《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一直希望能与张恨水合作，当他听到张友鸾说张恨水要来重庆后，便有心约他来《新民报》任主笔，兼编副刊。所以，张恨水到重庆的那一天，陈铭德特意派主笔张友鸾、总编辑赵纯继到朝天门码头去迎接他。这一接，就把张恨水留在了《新民报》，而且一留就是十年。不久，张慧剑、赵超构也相继来到重庆，加盟《新民报》，这就是《新民报》历史上著名的“三张一赵”时期。
这个时期是张恨水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如果真像有人所说，张恨水的思想和立场在这个时期曾向“左”转的话，那么，有两个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一便是年7月7日后全面抗战的爆发，在民族危急，国家危亡的时刻，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们不会忘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自然要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全民族的抵抗，而他所能做的，就是用手中的笔，宣传抗日，写出鼓舞士气的文章。后来，包括共产党内的人物都称赞他，正是基于这一点。譬如同为报人，《新华日报》的社长潘梓年就曾表示，张恨水的立场，“可以从阅读他的散文如《上下古今谈》之类，比较容易地看清楚”，而且，“他更将要替他的生花之笔，在民族解放血战的沙场里，找寻出深耕易耨（nou）的园地”。
其二是与陈铭德合作，成为《新民报》的一员。很显然，在中国现代报业发展史上，如果没有陈铭德和邓季惺的名字，没有《新民报》的名字，那么一定是令人遗憾的。在他们夫妻二人的领导下，这张报纸自始至终以“作育新民”为其宗旨，不管政治环境如何险恶，他们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民间立场和自由主义方向。对他们来说，报纸不是用来进行党争和索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而是一个代民立言的岗位，而他们的理想，就是做一个“超党派、超政治、纯国民”的政府“诤友”，并“以超党派立场，以舆论力量监督当权党和政府，向民有、民治、民享的路上走”。张恨水的文人情怀和道德良知，使得他很容易就与陈铭德对于《新民报》的办报方针取得了共识，后来，这个方针被进一步明确为“中间偏左，遇礁即避”，张恨水是参与了讨论的。在这里，偏左有偏向共产党而反对国民党的意思，但主要是因为，抗战期间他们的主张与共产党的主张较少分歧，抗战胜利之后，张恨水回到北平，主持《新民报》北平版，由于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有所批评，便被批评为“右”了。
张恨水到重庆的第五天，《新民报》复刊。当时，《新民报》有两个副刊，一个由张恨水主编，另一个由谢冰莹先生主编。张恨水给他主编的副刊命名为《最后关头》。他在发刊词《这一关》里写道：
关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已够严重。关上再加最后两个字，这严重性是无待费词了。
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这一些最后，表示着人生就是这一下子。成功，自然由这里前进。不成功，也决不再看一下。那暗示着绝对的只有成功，不许失败。事情不许失败了，那还有什么考虑，我们只有绝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举，所以副刊的命名，有充分的呐喊意义包涵在内。
……
这呐喊声里，那意味着绝对是热烈的，雄壮的，愤慨的。决不许有一些消极意味。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依然喊到南京新街口去，因为那里，是我们南京报人的。
张恨水还为这个副刊做了如下规定：一、抗战故事（包括短篇小说）；游击区情况一斑；三、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抗战韵文。每篇文章不超过一千字。从此，这种“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便经常出现在他编排的副刊上。年8月8日报载，重庆市警察局长为“整顿中外观瞻所系的临时首都市容，下令驱逐乞丐出境”。《最后关头》随即发表了署名吕非的文章《教他们往哪里去？》。文章质疑这种做法：“制造乞丐的因素不除去，乞丐还是免不了‘触目皆是’的。我们常常听到（身体残废的）乞丐呻唤，‘好脚好手天堂路，坏脚坏手地狱门’，难道今天真把乞丐一个个逼到地狱里去不成？”
有时，张恨水也亲自动笔，和国民党当局叫上一板。据年5月3日报载，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之教育厅：“今日一般青年，往往为求一时之便利，率多废弃毛笔，习修钢笔。殊不知中国之笔宜于中国之纸，中国之纸宜于中国之字……”，遂要求中、小学生一律要用毛笔写字。张恨水与张友鸾看了，都觉得这个通令有点莫名其妙，于是，便写了一篇《教育部训令颂》发表在《最后关头》上：
顷读教育部训令，提倡中小学生用毛笔写字。这件事，我们不反对。可是抗战的现阶段，教育部要作的事很多，何必忙着这件小事。愚见以为纵然把全中国中小学生，都练得会写一笔颜柳欧苏，也吓不了日本鬼子吧？但训令的文章却是很好的。其中‘不知中国之笔，宜于中国之纸，中国之纸，宜于中国之字’，友鸾以为富有镜花缘笔法，不可无‘油’，因作狗尾之续：不知陈先生之才，宜于中国之教育部长，中国之教育部长，宜于中国之教育，中国之抗日教育……
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不知他看过这篇文章做何感想。不久，张恨水又写了一篇文章，对蒋介石弘扬理学的主张提出质疑。事情的起因是年3月2日中央社电讯，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等拨款在四川嘉定（今乐山）设立“复兴”书院，提出“际此强虏披狂，国脉一线，欲转危为安，端赖宏施教化。……所望白鹿遗风，重见今日，振铎全国，曷胜延启”。而这个时候，日寇的气焰正十分嚣张，敌机轰炸了宜昌、宁波、福州等地，在福州炸死我平民近千人。同年5月3日、4日，重庆也连续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此时恰逢《最后关头》因“祸从口出”被迫停刊，经过多方周旋，直到天之后，即同年8月13日，《最后关头》才被允许复刊。然而，就在复刊的第三天，8月15日，张恨水又在《最后关头》发表了针对蒋介石的《理学能救国乎》一文：
近来大人先生，鉴于‘人心不古’，提倡宋儒理学，以端士气，其用意至矣美矣，未尽善也！这话怎么讲？有道是‘理学倡而南宋亡’。假设富国强兵之说，长枪大戟之能，一股脑儿不谈，只出二程一朱三夫子，在洛水庐山，大讲其大学之道，就可以复兴华夏，那么，生当三夫子之时，何以北宋被逐于金，南宋又覆于元？
再说现在，世代的巨轮转动着，一息不停，宋儒却讲个‘静’。我们外面抗敌，内里建国，一切要贯彻革命的手段，宋儒却讲个‘敬’。我觉得实在格格不入。儒家虽为入世救世之人，但程朱之学，受了释老很大的影响，已不是孔孟嫡传了。宋元明理学盛极一时，谁也不见王道复兴。明亡，读书人觉得这种空虚哲学，无补实际，早已加以非议，时至今日，我们还憧憬着那白鹿遗风，真让人莫测高深。
固然，张恨水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对于革命的大道理并不很在行，但他深厚的古典文化学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却能帮助他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质，指出问题的关键，从而使他的文章承担起激励民气，清明政治的使命。除了杂文，他在《最后关头》发表的诗词，也成为揭露国民党权贵丑恶形象的利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读史十绝》是他的代表作品，有人称为“一字一血，沉痛之极的悲愤人语”，这里录其二首：
六朝何事不沧桑，巷口桃花惨夕阳。
肠断中原烽火遍，人间犹是半闲堂。
汴京宫殿壮威仪，劫火熊熊九鼎移。
南渡君臣终不悟，临安犹有党人碑。
在这里，张恨水将国民党统治集团比作苟安江南的南宋君臣，把孔祥熙在南温泉山坡上修建的豪华别墅比作南宋末年权奸贾似道建在杭州葛岭的半闲堂，讽刺他们在日寇深入，国难当头之时，置民族、国家，以及人民的安危于不顾，依然过着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还有两首诗也很有名，作于南京失陷两周年之际，题为《感怀金陵怆然有作》：
江山有泣半模糊，此日前年失大都。
城里遗民三十万，可能一哭似予无？
淮碧山青带耻痕，二陵风雨吊朱孙。
男儿莫负先人托，万里追回大汉魂。
然而，《最后关头》最后还是没能守住。年10月9日，《最后关头》终于奉命“放弃”了。几乎同时，不肯就此罢休的张恨水马上开办了另一个新的栏目《上下古今谈》。对于这个栏目，张恨水后来曾经有过一番解释，他说：
当我写第一篇《上下古今谈》的时候，我曾说过，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我都愿意说一说。其实，这里所谓大小也者，我全是逃避现实的说法。在重庆新闻检查的时候，稍微有正确性的文字，除了‘登不出来’，而写作的本人，安全是可虑的。我实在没有那以卵碰石的勇气，不过我谈了谈宇宙和苍蝇，这就无所谓。我利用了我生平读历史的所得，利用了我一点普通的科学常识，社会上每有一个问题发生，我就在历史上找一件相近的事谈，或者找一件大自然的事物来比拟。例如说孔公馆，我们就可以谈谈贾似道的半闲堂；说夫人之流，我们可以谈杨贵妃；说到大贪污，我们可以说和珅；提到了重庆政治的污浊，我们可以说雾；提到狗坐飞机，我们可以说淮南王鸡犬升天。这种谈法，读者可以作个会心的微笑，但我并没有触犯到当前的人物。”
张恨水此时是以一种文章报国的激情来办报的，他的言论变得激烈起来，是因为时局给了他太大的刺激，使他迸发出空前的热情。当时，中共领导人对张恨水是相当看重的。年秋天，陈铭德请周恩来到家里吃饭，张恨水陪座。周恩来给予张恨水很高的评价，他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的作用了吗？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其间曾单独会见张恨水，并以小米、红枣和延安自制呢料相赠。以至于赵超构曾经预言，如果共产党得天下，新民报有两个人是要当大官的。一是张恨水，一是浦熙修。
位于江西黎川的张恨水故居
不过，张恨水是个政治上很低调的人，他不热衷于政治，也不喜欢官场。老朋友张友鸾因子女众多，生活困难，想去重庆社会局任主任秘书，他立即画了一幅松树送给张友鸾，还题了一首诗在上面：
托迹华巅不计年，
两三松树老疑仙。
莫教堕入闲樵斧，
一束柴薪值几钱。
实际上，张恨水并没有因为痛恨国民党而靠近共产党，他也不曾“左”转或偏左过。我们看他抗战胜利以后发表在《新民报》北平版的文章，他对中共在东北问题上的处置是很反感的，在年写给陈铭德的信中，他说共产党前为流寇，后为汉奸——这是指苏联红军在日本投降后，迅速占领东北全境，并与中共武装力量汇合一事而言。对于内战责任问题、中共的土改政策，他都是有所保留的。这恐怕就是《新民报》同仁一致认为“北平版右了”的原因。相对于《新民报》南京版、上海版的左倾，向《新华日报》看齐，张恨水主持的北平版的确是“右”了。他在《新民报》北平版出刊不久，就发表一首小诗：“煮豆燃萁信有之，今人莫笑古人痴。从来祸起萧墙处，两字伤心是自私。”另有一首小诗写到长春：“炮火连天响，人民血满身。地名原不恶，今古号长春。”其中的意味是相当复杂的。张恨水说：“我写关于和谈的社论，总是批评国民党七句，批评其他三句。”这算不算“中间偏左”呢？然而，张恨水有时并不都是“三七开”，而是执政的在野的一块儿批，对着开战双方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打来打去，资源消耗，生产停顿，捐款摊派，拉夫征粮，羊毛出在羊身上，哪一样不是老百姓的负担？
民主决不是武力打出来的，统一也不能专靠武力，打到了老百姓都死光了，那时有什么民主，又有什么可以统一？老百姓可以忍受一切，就是不要战争……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我们只有痛哭流涕恳求政府，恳求共产党，趁这个最后时机，赶快停手，恢复谈判，一切事情都可以慢慢商量，停战要紧。
年7月1日，张恨水在社论《战祸可免，好自为之》中，又对国共战争的双方发表了自己的疑问：“政府专用装备精良的武力来统一中国，谁也知道是难能的事情；而共产党以多多益善的民兵，驱不教之兵而战，就能压服国民党吗？”毛泽东后来批评这种观点，认为是“敌人的朋友”的看法。（见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也许可以看作是张恨水在政治上的幼稚，缺乏政治远见，但也表现了一个文人的坦诚。血腥和暴力，总是一般知识分子所不能或不愿意接受的。所以，对于国民党的暗杀，他也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年6月，闻一多被暗杀，当局命令一律用中央社的稿子，《新民报》北平版就设法在标题上做文章。他们在“闻一多遇刺殒命”的主题前加上了引题：“继李公朴事件后”，把两件事有意联系在一起，引发读者的深思。第二天，又在“蒋主席明令缉凶”的消息后，刊发了本报专电，标题为《痛心暗杀事件周恩来夜不能寐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同时还刊登了《中共七项建议》一文，从而将事情的原委全部告之公众。
这正是一个负责任的报人应有的态度。对于解放区的土改政策，他也提出了批评，年10月28日《新民报》北平版头版发表了张恨水写的社论《中共之失在政治》，指责共产党在胜利之后，为了军事的目的，“不能不把他获得的农民，作为他的武力，也不能不把供给农民的福利，转用于军事”。因此，“‘解放区’的人民，希望再解放，那确是事实”。他还进一步分析：“这两个月来，共产党的军事失利，并非完全由于战略战术错误，而政略政术的变更，使处处置于配合军事的地位，也是大错误。”他替共产党担忧，这种驱民以战的结果，很可能将“无可估计的政治资本，作个孤注掷去”。他还说，对共产党，人们只有捧和骂两种办法，他则希望“心平气和的劝他一劝”。
张恨水手书：如此人生
张恨水不懂政治，他不知道，通过土地改革激发农民的阶级觉悟，正是共产党进行战争动员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是，无论作为传统文人，还是自由知识分子，他都不能接受这种暴力的剥夺手段，解放区对于地主、富农的清算斗争，自然引起他的忧虑。不过，我们看《新民报》北平版，更多的还是对国民党的揭露和批评。张恨水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他一贯主张，办报要敢于针砭时弊，为民而鸣。在报纸创刊的第三天，他就针对接收大员的“劫收”行为，在《北海》上发表了《重庆客》（三首）：
先持汉节驻华堂，再结轻车返故乡。
随后金珠收拾尽，一群粉黛拜冠裳。
收复幽燕十六州，壶浆箪食遍街头。
谁知汉室中兴业，流语民间是劫收。
昂头天外亦豪战，掠过黄河万事哀。
解得难民恩怨在，逢人不敢道飞来。
这些诗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国民党“接收大员”大发国难财的罪行。把“接收大员”的贪婪无耻，被“劫收”者的痛苦无奈，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道出了老百姓的失望和愤慨，反映了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后来他又写了与此思想主题相同的长篇小说《五子登科》和《巴山夜雨》，也受到北平市民的喜爱和欢迎，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
是的，他非常痛恨官场的腐败，但他并不热衷于党派政治，也不想当官。在《新民报》北平版的《发刊词》中，张恨水清楚表达了他的态度：
……八年苦战之后，无论前后方人民都疲劳极了，所需要的是安居乐业，休养生息。谁不让我们安居乐业，谁不让我们休养生息，无论你什么正次，什么党纲，我们实在都不感兴趣。凡是不体恤老百姓的举动，报纸纵不能反对，至少也不应当捧场。在说明一点，我们应当向执政的党和在野的党作积极的建议，请他们顾全老百姓，倘若我们拿不出办法来建议，我们也不为执政的或在野的曲为解说去欺骗老百姓。
……
我们感觉到老百姓对哪一天哪一处能买到平价面粉是感兴趣的事，我们应当设法报道；反之，老百姓对各党各派分配府委、部长并不关心，我们也不引为是重大新闻而去加倍渲染。还有，八年来的新闻是一贯的紧张，我们愿意在纸面上轻松一点，免得读者对报纸寂然寡欢……
这就是张恨水，他的文人情怀和报人良知，是清清楚楚地摆在这里了。但他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年12月12日，他突然辞去了《新民报》北平版的所有职务，从而结束了自己30年的办报生涯。年2月25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新民报》北平版刊出一则《本报职工会重要启事》：
一、本报职工会在2月2日职工会全体大会中正式宣告成立，当场推选工人代表三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今后所有本报对内对外一切事宜均由本执行委员会负责。
二、本报前总经理陈铭德在解放前离平他往，本报业与该报总经理完全脱离关系。
三、前本报经理张恨水、代经理曹仲英前后解除职务，特此郑重声明。
还有更狠的。就在张恨水辞去《新民报》所有职务后不足三个月，新任《新民报》总编辑王达仁便于年3月2日至4日在该报上发表了长文《北平新民报——在国特统治下被迫害的一页》。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新民报》有五社八版，当时以平版最反动。他还列举了张恨水当时所写的一些指责共产党的社论以及在国民党压力下所采取的一些妥协措施，把张恨水说成是敌特迫害《新民报》的“帮凶”，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新民报》的“代理人”。张恨水的精神和肉体因此都受到了深深的伤害。而对张恨水造成伤害的王达仁，也于“文革”中在《光明日报》因被迫害而坠楼自杀。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人和中国报人的悲剧。
（本文由“历史百人会”授权刊发。）
历史百人会由国内外历史同好共同发起，旨在砥砺学问，共享史学信息。百人会以公益性、学术性为原则，以治疗白癜风的专科医院北京最好白癜风医院的治疗方法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aixiadushibao.com/hxdsbyx/193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