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宪阁，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现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中国政治与新闻传播史研究。与山石、王敏芝合著《报界宗师张季鸾》。
采访人：魏丰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级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
1“文人论政”Q：您是如何理解“文人论政”的意义？A：“文人论政”作为一种现象，当然是古已有之，比如“清议”；而作为关于近现代中国新闻传统的一种描述和概括，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典型者如张季鸾年那篇《本社同人的声明》）。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一传统在后来中断了。从总体上看，“文人论政”毕竟是未经过严谨的界定与论证的学术概念，因此更多的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形象说法。比如，究竟何谓文人——读书人、文化人，还是别的什么？文人和现代知识分子又有何异同？须知也有“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样的看法；又如，究竟何为“论政”，与“论政”相对应的是“干政”还是什么？这些都需要做出解释和限定。
但非要概括的话，“文人论政”或许可以这样表述，即现代中国一些从事新闻业以及与之相关工作的读书人或知识人（毕竟当年职业界限不如今天这般分明），基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传统观念，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这样一些思想观念和责任意识贯穿到他们的新闻报道和言论写作当中，力图以此来引领民众、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Q：中国的文人论政与西方知识分子议论时政有什么区别？A：多年主持《大公报》笔政的张季鸾较早提出，文人论政可以视为中国报人的一种特色（当然，更早或许还有类似的归纳和概括）。具体说，即年5月《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奖章后，张季鸾发表了《本社同人的声明》。声明称：“何以说中国报人自有特色？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至于谈及中国文人论政和西方知识分子议论时政的区别，正如李金铨老师去年夏天在榆林纪念张季鸾的活动上所言：“范仲淹所说的‘以天下为己任’，正是中国儒家士大夫知识人的精神特质；西方专业人士才不会把天下的责任扛在自己的肩膀上。”可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也是他们基于各自不同文化传统对个人身份、社会职责与职业使命等的不同认识。
Q：文人论政为什么会在特殊情况下转而支持当局？A：支持当局，和文人论政的关系未必很大，更多是特殊情势下的权宜之计。张季鸾他们这些现代中国的报人，在理智上，当然很熟悉、也明白应当和权力保持适当距离。这样的认识和表述很多。但是，在涉及民族大义、国家大局、民众利益等根本问题上，如果当局的相关主张合理，也未必不能支持，未必一定要事事都反对（虽然就其本性来说，媒体应该是天生作为“政府的反对派”）。何况后来还出现了敌国入侵、强敌压境等危急情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保住这个共同的舞台就成了不少文人的共识，否则大家都玩完。因此支持当局，尤其是维护历经多年纷乱、好不容易才出现的国家中心（即便这个国家中心未必理想，但推倒重来的代价又太大，而且在战时情况下也承受不起），毋宁是一种比较现实、合理、顺其自然，尤其是“实逼处此也”、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但这也只是特殊情境下的权宜、变态和特例，而非常态。Q：您认为文人论政的局限性是什么？A：局限性真是一个颇可玩味、极具历史沧桑感的词儿。文人论政作为一种责任和担当，自然有其优点与合理性，体现出了他们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但是，文人是否适合讨论政治，尤其是讨论一些专业性乃至操作性比较强的话题，倒是可以琢磨。想起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对法国“文人政治”的评论。他指责严重脱离实际政治、对政治生活没有经验的法国文人与作家，认为这一特殊群体抽象的观念、优美的语言很容易对社会民众产生蛊惑的力量。他进而指出，在作家身上引以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无论一个政治家怀有多么崇高远大的政治愿景，他也不能仅凭理想与信念做事，而必须从实际出发，任何试图改造现实的政治实践，必须首先扎根于现实，才有成功的可能。
这样一种思路，较之对文人论政进行“阶级局限”等意义上的批判，或许更容易挠到痒处。
2“小骂大帮忙”Q：“小骂大帮忙”落脚于“帮忙”，这是对《大公报》“四不”方针的反动吗？A：关于这种情形，还有各种形象的说法，比如“小骂大捧”等；不过因为各种机缘，以“小骂大帮忙”一说流传最广。且不论“小骂”如何，关于这个“帮忙”，究竟是刻意为之，还是无意间的客观效果所致，则可讨论。以往通行的说法似乎认为，“帮忙”是主动为之。不过在历史实情上，可能未必如此，有欠准确。至于说这种“帮忙”是对“四不”方针的反动，可能谈不上。《大公报》的言行，总体上还是能够坚持以国家利益、民众福祉为依归的，与党派考虑不相干。即便抗战时期备受争议的“拥蒋帮忙”，也很难简单归结于对“四不”的反动，而毋宁是特殊情势下的因应和调整。Q：“小骂大帮忙”与传媒社会责任论有什么联系和区别？A：社会责任论是域外的传播理论，较早于年由美国新闻自由调查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明确提出。实际上，张季鸾等现代中国的新闻人在长期实践中也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并提出过类似的表述，当然这是基于他们的阅历体验特别是换位思考的结果，并非出于什么系统的理论主张。比如年2月18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社评《论言论自由》。其中即明确称：“自由之另一面为责任。无责任观念之言论，不能得自由……凡有关国家大事之言论，其本身皆负有严重责任。言论界人自身时时须作为负国家实际责任者。倘使我为全军统帅，为外交当局，则我应如何主张，应作何打算？此即所谓责任观念也。”
张季鸾在这里明确提到了“责任观念”，特别是假如自己在那个位置上，该如何做？这令人想起《雷蒙?阿隆回忆录》中，谈到20世纪30年代他作为时事评论者被法国外长诘问如何应对正在崛起的德国危机时，那类似的一幕。
张季鸾等提出的这种责任观念，当然也与传媒社会责任论相关，但其背后的理论渊源、思想支撑等又与传媒社会责任论不尽一致。后者强调的是：现代传媒应当“将自己视为公共讨论的共同载体”，应当成为“一个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社会中所有重要的观点和利益都应该在大众传播机构上得到反映”，要描绘出“社会各个成员集团的典型图画”，要负责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以及要使人们便于获得当前发生的重要事件等。
Q：吴廷俊说:“‘小骂大帮忙’是《大公报》独创的处理媒体与政府关系的理想办报模式。”那么，“小骂大帮忙”是否还能适用今天的中国？A：作为多年浸淫于新记《大公报》研究的专家，吴老师的这种观察有其道理；而且抛开当年那种政治语境，“小骂大帮忙”的确是媒体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时，比较可取也可行的一种办报模式（当然不是唯一的一种）。这一点不但适用于当年的《大公报》，也适用于今天的媒体。当然，对媒体来说，究竟如何才算处理好与权力（这里主要指政治权力），特别是政府的关系，还可以有更多探索，而未必仅限于“小骂大帮忙”这一种。Q：”文人论政“和”小骂大帮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失落的“道统”所做出的努力吗？A：这个题目有点大。比如“道统”失落问题，就颇费口舌。不过简言之，年以来王纲解纽、秩序败坏，则的确是事实；而现实中的“政统”表现之不尽如人意，这很显然。在这个意义上，读书人在新闻领域进行“文人论政”乃至“小骂大帮忙"等探索，可以视为日渐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大潮下寻求“道统”或重回中心的一种尝试吧。
3“四不”转向“二不”Q：人们都认为信条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意即尚未实现的理想；从“四不”到“二不”，大公报删去“不党、不卖”，是否意味着这两个目标已达成？A：新记《大公报》的接办者，基于早期多年在新闻圈里的摸爬滚打，明确揭橥“四不”原则，并努力付诸实践。后来在抗战的特殊情境下，措辞有所调整。年9月5日，胡政之发表《回首一十七年》，谈到：“民国15年的发刊辞，标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四点……归纳起来，即是不私不盲而已。”随后在解释社训和同人公约时，他又说：“我们的社训，只有简单的四个字，就是‘不私不盲’。”不过这样的调整，可以视为一种变态，而非常态。年，胡政之对天津馆编辑部同人发表讲话时说：“抗战胜利之后，形势已变，我们当然也跟着恢复我们民间报纸的身份，但其间绝不含有政治的意味。”言下之意很显然，抗战期间《大公报》确曾短暂失去民间报纸的身份，但抗战胜利之后则要恢复过来，这才是常态。
Q：这两个信条的共同主题就是“独立”，不管是政治上的独立还是经济上的独立，《大公报》都在努力诠释着“公”这个字的深刻含义——对于家国大义问题，它是力求“大公无私”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大公报》办报方针的转型？A：可以这样理解。从“四不”到“二不”，大公报人为公之初心依然没变。在这个意义上，办报方针的改变只是措辞上的、表面上的，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Q：有报社同人说，“四不”方针仅是负责人的抱负，不能认为是《大公报》的言论方针。那么方针转型也仅是报社负责人的理想转型？“违反”两信条的行为似乎也是三位负责人做出的？
A：新记《大公报》的一些重要的言论主张、办报方针，当然由主要负责人会商后才拍板决定。但作为一个群体，《大公报》多年来也潜移默化形成了一定的组织文化，“四不”已不仅是三位创办者自己的想法，而可谓大公报人群体的共识型理念。从“四不”到“二不”在表述上的转变，是胡政之等报馆负责人基于当时抗战期间的内外情势、为了维持报社经营、生存与发展而做出的一种回应、调整和表态，必须考虑到这种权宜因素，而其新闻理想根本上应无太大变化。不能简单说是报馆负责人的理想转型了。
4“须知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Q：有一种感觉，您似乎是在为“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其他的个人权利、理想主张、道德伦理等放在次要地位”的行为进行“无罪辩护”？A：并非如此。很抱歉，可能是由于我们提交会议的文稿表达不谨，造成这样的误会和错觉。在张季鸾等这些服务于《大公报》的新闻人眼中，放在第一位的，不光是国家民族，还有社会民众。只是抗战的特殊情势，使他们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选择保大家重于保小家，重群体甚于重个人。在正常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个人权益的保障当然很重要，但在当年强敌入侵的那种情势下，为了国家这个大我而牺牲作为个体的小我，毋宁被视为当然。而且也不光是张季鸾和大公报人自己这样想，毋宁说几乎是弥漫于那个年代各个群体的一种比较共通的社会氛围。至于道德伦理，可另论。Q：中国报人能否跳出“中国的良心”而成为“世界的良心”？A：张季鸾等大公报人以及现代中国的新闻人，当年也曾经做出过这样的设想和努力。比如抗战爆发前后，张季鸾他们就在报端上反复提出：现在日本侵略中国，作为同行的日本报人，不能光为军阀政府服务和鼓吹，而应该超出狭隘的国家观念，从东洋、全球乃至更大范围内来思考问题。借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须知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这令人想起当年的法国大革命，其口号也不仅限于法国，而着眼于全人类）。张季鸾他们进而提出：须知侵略乃是不义之举，如果是中国侵略日本，那么他们作为中国报人，也不会对当局的这种不义之举视而不见，而同样会进行谴责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思考和表达还有不少，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已不仅是“中国的良心”，而是也在像“世界的良心”那样去思考。只不过他们的思想资源可能并非现代政治学理，而其底色更多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等。本期责编：方佳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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